中国将真正开始借财税之力，助推石油替代战略，减轻化石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开始从“烃经济时代”向“糖经济时代”的跨越。

　　寒冬将至，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却似乎已经可以嗅到春的气息。

　　据接近财政部的人士透露，中国政府正在酝酿出台生物质能财税扶植政策，以加速国内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其框架性文件的拟定已接近尾声，近日即将推出。

　　观察家们从中发现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或许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已真正开始借财税‘四两拨千斤’之力，强力助推石油替代战略，减轻化石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压力，从而开始了从‘烃经济时代’向‘糖经济时代’大踏步的跨越。”有能源专家如是说。

　　然而，肯定背后，人们并非没有疑虑：在利用生物质能缓解能源安全的同时，会不会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财政扶植处在幼芽期的生物质能产业，如何才能真正培养壮大这一产业，防止企业的过度依赖？政府又将怎样有效规避遍地开花、投资过热所能带来的诸种隐患？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上述问题都已在政策制定者的考虑之列，酝酿中的扶植政策里面，三大原则将成为保证这一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石。

 　　“烃时代”到“糖时代”

　　严峻的能源与环保形势，显然是生物质能财税扶植政策尽快出台的一大背景。

　　2005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已达到22.2亿吨标准煤，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攀升，2005年原油进口1.27亿吨，对外依存度已高达42.7%。

　　中国石油界泰斗、两院院士侯祥麟在提交国务院领导的一份咨询报告则预测，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最少需要4.5亿吨原油，而届时本土生产能力将至多不超过2亿吨。

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杨富强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世界石油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又相当复杂，已经并将不断带来国际油价的波动，对中国而言，能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也在带给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近70%。据统计，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90%是由燃煤造成，二氧化硫污染已成为主要大气污染源，致使中国三分之一国土成为酸雨区。

　　“中国为什么能耗高，污染厉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烧煤烧的多。要真正实现降耗减污，节能之外，必须要尽快改变中国的燃料结构。”清华大学核研院新能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李十中教授对记者说。

　　近阶段，全世界实现石油替代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煤制油，二是发展生物质能源。而由于煤制油不过是一次性能源之间的转化，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能源的可持续供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　将发展生物质能源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点。

　　欧盟规定，2010年生物柴油的产量发展到800万-1000万吨，占柴油市场份额5.75%，2020年达到20%。美国计划2012年燃料乙醇达到2200万吨，2020年生物质能利用达到能源消费量的25%。中国工程院石元春院士提出，以中国丰富的生物质资源估算，可以在15年内建设一个年产1亿吨的绿色油田。

　　然而，在看似一片光明的前景面前，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却仍处在起步阶段。“一方面充满希望，一方面目前还很弱小，生物质能产业的大发展迫切需要国家财税政策的扶持。”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王孟杰研究员说。

　　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一次性化石资源，其主要的化学成分是烃；而生物质能则是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后固定和贮藏在生物体内的能量，其主要化学成分是糖。

　　　　在李十中教授看来，国家财税政策即将对生物质能产业的扶植，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将会强力助推石油替代战略，减轻化石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压力，“从而开始了从‘烃经济时代’向‘糖经济时代’大踏步的跨越”。

　　扶植框架三原则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保证国家财税支持“四两拨千斤”的真正到位，三大原则厘定了这份即将出台的国家财税扶植政策的大框架。

　　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不与粮争地，促进能源与粮食“双赢”。李十中教授对这一原则表示高度认同。

　　他指出，发展生物质能产业，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人不吃了给车吃？这不行，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不应该影响现在的粮食供需格局。”而当粮食出现阶段性富余的时候，将有限数量的粮食加工转化为生物能源对平衡粮食供求，保护粮价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个例证是，自去年以来，中国三大粮食品种中，小麦、稻谷价格都有不同程度下跌，唯有玉米(1489,1,0.07%)价格稳中有升。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以燃料乙醇为代表的玉米深加工业的发展增加了玉米消费，拉动了玉米价格上涨。

　　为了保证这一原则的实现，拟定中的财税政策将更多鼓励利用秸秆、树枝等农林废弃物，利用薯类、甜高粱等非粮农作物和小桐子、黄连木等木本油料树种为加工原料，鼓励开发利用盐碱地、荒山和荒地等未利用土地建设生物能源原料基地，并将具备原料基地作为生物能源行业准入与国家财税政策扶植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原则，是要坚持产业发展与财政支持相结合，鼓励企业提高效率。

　　“这是必须的。”对此，王孟杰指出，目前非粮食作物的技术都还是初步的，企业也都是初步的，需要国家财税政策的扶植从而加快产业发展进程。

　　这也正成为国际上的惯例。作为国际公认大力发展生物质能的典范，巴西在实施乙醇汽车的前10年，政府投入了100亿美元，才形成现在43%的石油低成本替代能力和完善的替代体系。美国、德国等国家也在燃油税收方面对生物能源提供较大的优惠。

　　王孟杰同时强调，国家的补贴不应让企业永远“贴”在上面，不思进取，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国家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来鼓励先进，鼓励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加快技术进步。“给补贴的目的应该是让企业尽早摆脱补贴。”

　　第三个原则，是要坚持生物能源与生物化工发展既积极又稳妥，引导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这主要是为防止过热投资所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和隐患。”知情人士解释说。

　　王孟杰则认为，这是吸取了当年发展燃料乙醇的教训而来的。2001年，国家打算通过发展燃料乙醇来消化陈化粮的消息出来后，几乎一夜间，各地用粮食造燃料乙醇的企业喷涌而出，致使国家不得不很快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各地的跟风行动。

　　李十中教授也指出，发展生物质能产业不能一哄而上，因为这涉及到粮食安全、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安全等多方面因素。“低效率也可能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些都必须要有效控制的。”

本着这一原则，此次酝酿的财税扶植政策，将明确限定支持对象、控制支持范围、把握支持力度。

　　“发展生物质能确实需要进行系统分析，所有的环节都需要认真对待密切配合协调，才能真正让这个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王孟杰说。

来源于：21世纪经济报道